隨著知識不斷地累積，經驗的傳承和科技的進步，不但縮小國與國、洲和洲之間的距離，更造就了地球村，讓天涯若比鄰的時代正式來臨。在此架構下，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所發生的事情都會產生漣漪，影響所有人，如沙塵暴、瘟疫、政治動盪或金融風暴等，任誰也無法自免於外。因此，多去了解國際間所發生的事情及可能造成的結果，就是具有「國際觀」，亦屬多聞──多方面去聽聞不同的人事物，有助於提升個人的判斷力，作出更有效率的決定。

　　而今，網路和電子傳播媒體普及，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取得國內外的資訊，堪稱「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且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從交通到環保，從金融到政治，從藝術到通訊媒體，能夠吸收和運用這麼多的資訊，才不會與世界潮流和社會文化脫節，才能保有競爭力、創造力和應變能力。但是，除了「向外」廣學多聞，人們常常忘記也要「向內」廣學多聞。佛法講：「萬法唯心造」，世出世間的一切，都是由這念心所創造，這才是萬事萬物的真正源頭。六祖惠能大師開悟時說道：「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能夠認清學習的脈絡，不要捨本逐末，此生必會有更大的收穫。

　　《八大人覺經》云：「第五覺悟，愚癡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成就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世人因為不知三世因果和緣起性空的道理，產生種種顛倒妄想，流轉於生死苦海。菩薩愍念眾生昧於真理，迷思不解，廣學世出世間一切善法，即是欲救度眾生，拔苦與樂。大乘佛法本著自利利他的精神，以諸佛菩薩「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的四弘誓願為己願，除了深入三藏十二部經典以外，亦學習世學，以方便接引眾生。＜普門品＞裡說到觀世音菩薩「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這便是菩薩在因地向五明處（內明、因明、聲明、醫方明、工巧明）學習，修習無量法門的果報。

　　修行學佛之人縱然以了生脫死作為修行前提，但是脫離生死、契入真空，達到寂滅不動，並非是最圓滿的境界，進一步還要回小向大，博學多聞，度化眾生，通達俗諦、真諦、中道第一義諦之理，最後回歸中道實相及本不生滅的清淨心，才是佛陀出現於世的大事因緣。

　　唐朝玄奘大師正是廣學多聞、成就辯才的最佳典範。大師有感於當時中國的經典不完整、各家說法不一，決心遠赴當時世界佛學的最高學府──印度那爛陀寺專學經論。在孤身西行的途中，秉持「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向東土一步生」的決心，不畏艱難，為紹隆聖種留下表率。過程中，橫跨印度百餘個國家，遍習大小乘經、律、論三藏，更於十八國國王聚集，含括僧俗二眾三千人次的曲女城辯論大會中，感動多人棄邪歸正，其智慧與辯才轟動了全印度。十七年後，大師攜帶諸多經論回國，一生從事翻譯經論的偉業，譯出《大般若經》、《瑜伽師地論》等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使佛法更廣遠地流傳，也讓更多人得以深入佛法堂奧。

　　在更早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僧祐大師不僅對律學專精，對佛教文學與藝術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僧佑大師晚年自述：「少受律學，刻意毗尼，旦夕諷持四十餘載，春秋講說七十餘遍。」可見大師對持戒、弘律之宏願；此外，亦編寫了中國第一部關於佛陀的傳記──《釋迦傳》，第一部佛教文學總集──《弘明集》，也為佛經製作目錄──《出三藏集》，而且在定林寺和建初寺成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佛教圖書館，而在《法苑集》中集錄許多有關佛教音樂、梵舞、造像寺方面的記載和文獻，表現出他對佛教藝術的興趣和修養。特別是在造像藝術方面，《高僧傳．僧祐傳》記載：「祐為性巧思，能目準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大師奉敕監造剡縣石佛、攝山（棲霞山）大佛和主持設計攝山千佛岩石窟。僧佑大師的門庭極盛，有僧俗弟子一萬一千餘人，連著名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也曾親近大師十幾年。

　　《四十二章經》云：「廣學博究難。」一般人在學習上容易落入幾種毛病：一是怠於學習，二是多聞而不專精，三是專精而不博學，所以「廣學博究難」。《楞嚴經》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佛陀告訴我們要透過聞思修三慧來修持佛法，修行才能有所成就；聞是聽聞，在聽聞佛法之時，心一定要專注，不能打妄想；思是思惟，將聽到的道理思考再三，不斷地重慮緣真，歸納分析，便是思慧；修是修習，循序漸進地實踐道理，最終一定能得到佛法的真實受用。《論語．為政篇》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假使為學不思惟，過了一段時間便會遺忘，若是只曉得學習，不去融會貫通，自然也不知如何運用。

　　俗話說：「學海無涯勤是岸」，《中庸》亦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只要有恆心、毅力，勤奮不斷地學習，必定有所成就。可惜的是，世間人廣學博究大多是為了名利，而不是為世人謀福祉。菩薩深契此理，為了度脫一切眾生，對治心中的煩惱與業障，多方學習各種法門，最後會歸於「無心」，達到三輪體空的境界，這就是菩薩不同於世間學者，也是吾人應該師法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