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记录了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历程,也丰富了人类的文明。而佛教在雕刻、雕塑、书法、绘画、文学的展现,更深刻融入中国悠久的文化中,为众生开启一扇美丽的艺术之窗,透过这扇窗,将亲见万德庄严的华藏世界,般若性海。








  
      色空不异 无所得故──
《心经》的翻译流传与馆藏《心经》碑拓(二)

文/中台世界博物馆馆长 见谌法师

馆藏《心经》石刻拓本

王仁表造《心经》碑
  王仁表造《心经》碑(图一),唐垂拱元年(685)造,高度仅44公分,为小型造像碑,碑首上有双螭盘绕,碑额刻一小佛龛,碑身主龛为一佛二菩萨造像,下有楷书题记,记载王仁表为其亡女虫子祈福所造。此碑虽小,但主龛佛像雍容庄严,坐于鱼鳞纹帷帐龛内,二菩萨发髻高结、体态纤长呈三曲姿,为唐初期造像遗制。难得一见的是,碑侧及碑阴刻有玄奘法师译本《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目前可以见到的玄奘法师译本《心经》刻石,最早为北京房山石经中刻于显庆六年(661)的《心经》1,相较于《集王圣教序》(672)更早,可见《心经》在玄奘法师翻译完成之后即广为流传,而馆藏王仁表造《心经》碑则刻于685年,其中经题前多了「佛说」二字,内容或有增减,可视为民间刻经的版本,弥足珍贵。

王仁表造《心经》碑 图一:
王仁表造《心经》碑
唐垂拱元年(685)
石灰岩

百塔寺草书《心经》拓本
  百塔寺草书《心经》拓本(图二),原石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无题书者,后有明代孙仁跋,原石本刊立于长安百塔寺内,明代时移入孔庙,《寰宇访碑录》、《陕西金石志》皆载有此碑。碑林藏有清代《石刻拔萃》碑,记载此碑为唐草《心经》最早记录。碑中目录将《断千字文》、《肚痛帖》及唐草《心经》列为张旭所书2。《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对这两种草书《心经》皆有著录,也都记载称为张旭所书写,无年月。明代孙仁称百塔寺《心经》为王羲之所书,而西安碑林《碑林总目》则称为唐人所书,可见此碑为何人书写,尚有争议。

  著录中的唐草书《心经》,是否就是百塔寺草书《心经》,或是本为两石,而碑目混讹,不得而知。此碑笔法连绵,用笔劲利,转折处略显孤峭,似张旭却不够狂放,似唐草又含蓄雍容不足,就草书结体与书写笔法来看,应为唐以后人所书,惜碑石仅存四石、二十五行,175字。

图二:
百塔寺草书《心经》拓本
明代重刻并跋(1368-1644)
纸本拓本
百塔寺草书《心经》拓本

守澄等造陀罗尼经幢刻《心经》
  守澄等造《陀罗尼经》幢(图三),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刻,汉白玉,高386公分。幢身为八角形,三层,每层皆有伞盖莲座,最上层刻四坐佛及四弟子;中层刻四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自在菩萨及慈氏(弥勒)菩萨,有题记及供养人。底层刻不空和尚译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玄奘法师译本《心经》。为辽小王院院主比丘僧守澄为父母所造,摄定武军节度推官朱丞荣书。

  辽承唐制,因此佛教信仰及造像形式大都承袭自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自唐传入中土以来即流行用于度亡祈福,加上帝王颁诏,不论在通衢大道、寺院或是墓地,建立经幢用以度亡先人之风不绝,直至宋明之际3。此幢除了主要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外,其中一面还刊刻了《心经》,自经题算起共十行,每行32字不等,楷书工整,书法有唐代石经规整清峻的欧体遗风。

守澄等造陀罗尼经幢刻《心经》 图三:
守澄等造《陀罗尼经》幢
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
汉白玉

  在陀罗尼经幢上刊刻其他经咒,不乏其例,如金代天德二年(1150)益都铁佛院僧普行,为故比丘慧兴建塔幢,其上即刻有《心经》4。而依据辽史记载,辽代帝王信仰观音故实,而将观音造像迁入木叶山家庙,尊观世音菩萨为家神,此幢即刻有「观自在菩萨」像,而刊刻《心经》的缘起可能亦与观音信仰的流行有关。

  总观本馆所藏心经石刻与拓本,除了展出的四件之外,其他见诸装藏、明清石刻与造像,也所在多有。见证了《心经》广为流传的历史,其普及状况不论是译经的版本、刊刻的种类,及呈现的艺术形式,皆足以说明《心经》在佛教历史上翻译及流传的多种样貌。(全文完)

 

注释:
1.佛教藏经目录数位资料库
http://jinglu.cbeta.org/cgi-bin/jl_detail. pl?lang=&sid=zrvsm。
2.《西安碑林全集》卷二十四、四十九,碑林博物馆。
3.刘淑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经幢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6)。
4.《益都县图志》卷二十七,〈广化寺僧慧兴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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