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台世界博物館副館長、木雕分館館長　見排法師

　　在您我期待中，於一百一十年十月八日隆重開展的中台世界博物館「大悲普現」特展，有一件落款至大元年的〈水月觀音圖〉，並記有「金祐文」名款。金祐文是一位高麗時期的宮廷畫師，他的畫作為何以元代紀年為年款？畫作背後又有怎樣的故事？

高麗佛畫

　　高麗（918-1392）是在相當於中國五代時期時，由後高句麗部將王建在推翻部族領袖弓裔後，於朝鮮半島所建立的王朝，史稱王氏高麗。就《高麗史．卷九十四》的記載，高麗大臣徐熙在回應遼代將領蕭恆德關於領地繼承關係時，說道：「我國即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由此可知「高麗」名稱之由來。據信，這個名稱更是現今人稱朝鮮半島國家為Korea的源頭。高麗立國後，尊禮宋室，多習儒禮，並接續前朝統一新羅的主要信仰，以佛教為國教。於是，高麗一朝成為韓國史上，繼新羅之後另一個佛法興盛的高峰期，並為後人留下了許多佛教藝術；其中的「佛畫（불화）」便是一項重要的文化資產。

　　高麗建國，尊崇宋室，所以除了宋代理學對高麗文化帶來了重要影響之外，由宋太祖趙匡胤所開創的「重文輕武」國策，也為高麗諸王吹起以文治國的風尚。然而，這樣的「文治主義」在高麗朝祚到了中後期時，直接引發了一場兵變，藉以開啟在高麗中後期的「武臣政權（무신정권）」。到了高麗元宗（1260-1274）時期，趁著武臣政權混亂，朝廷引蒙古兵入高麗，終結了長達百年的「武人時代」，但卻也因此使高麗直接成為了蒙古的附屬，致使元宗王禃成為高麗王朝最後一位使用廟號的君王 ¹。依玆玄法師所論，高麗佛畫藝術可以西元1170年的「武臣政變」為分水嶺，前後分出二大期；其中，前半與後半期，可再分出二期，共為四期（玆玄，2017）。按照玆玄法師的整理，西元918-949年間為第一期，此時的佛畫仍承續著統一新羅與後三國時期的風格，同時受到唐、五代十國時期的佛教藝術特色影響，具備高麗本體特徵的佛畫風格尚未建立，且可惜未有明確的文物留存至今；在西元949-1170年間的第二期，由於社稷的安定，高麗佛畫開始隨著當時宋室藝術中的寫實風潮，發展出許多反映現實樣態的表現形式，但愈到後段時期，因太過側重「現實」，而多少出現樣板化的現象。此後，於西元1170年武臣政變後，全國國政氛圍從重文輕武轉變為重武輕文，故在西元1171-1298的第三期年間，佛畫藝術中的高麗主體文化逐漸衰退，來自南宋的藝術表現反而因為高麗朝內對前期文化的抗阻而踞於主流，進而在這一百年間，為高麗佛畫帶來了裝飾性豐富、甚至稍嫌過度裝飾化的佛畫樣式。最後在高麗滅亡前的第四期（1298-1392），高麗朝內受到元文化的直接影響，且當時高麗人的地位高於漢人，所以在第二、三期間因尊崇宋室，而在高麗佛畫中產生的漢傳佛教藝術影響，反而在這段時期受到某種程度上的限縮（玆玄，2017）。而珍藏於中台世界博物館的高麗至大元年水月觀音圖，就是在高麗佛畫第四期所完成的。

高麗王室祈福文化與畫師

圖一：日本佐賀縣唐津鏡神社所藏水月觀音圖（1310），為高麗晚期、14世紀前半期水月觀音圖之重要代表作之一。（金廷禧，2019，第58頁）

　　在高麗佛教藝術之中，「佛畫」算是流傳後世的重要瑰寶，而其中的設色絹畫，更堪稱是高麗藝術史上的重要代表之一。根據文獻記載與後世統計，高麗在其近五百年的佛畫史中，現知僅存一百六十多幀設色作品，目前存於韓國境內者，僅有二十多幀；另外十餘幀收藏在歐美，其餘絕大部分的一百三十多幀高麗佛畫，則保存在日本（玆玄，2017）。在這一百三十多幀的留日高麗佛畫當中，以奈良談山神社、京都大德寺、京都泉屋博古館、埼玉西福寺、佐賀鏡神社等地所收藏的水月觀音圖，為世人所重。其中，佐賀唐津鏡神社所藏的一幅絹本設色水月觀音圖，便出現在日本著名地圖測繪家伊能忠敬的專書《測量日記》中。伊能於遊歷各方之時，親眼目睹了該件佛畫，歎為觀止，便就當時所見進行了記錄。該幅水月觀音圖，除了是目前所知全球僅存三件身著鳳凰紋細紗天衣的高麗水月觀音圖之一，更是同類畫作中最大的一幅，畫幅高度達到四米二左右。

　　雖然鏡神社藏水月觀音圖在現存畫面上，有著不小的殘損部分，以致現在無法看到畫作完成時所留下的題記，但在《測量日記》中，伊能先生明確記載了那段佚失的題記：「畫成至大三年五月日∕願主王淑妃∕畫師內班從事金祐文∕翰畫直侍詔李桂同∕林順同∕宋連色∕員外中郎崔昇等四人」²。依照這段難得的題記紀錄，我們可以知道，這幅水月觀音圖成畫於元至大三年（1310），畫像願主為「王淑妃（王之淑妃）」，主要畫師有當時擔任「內班從事（내반정사）」的金祐文等多人；而這短短四十六個字題記，便能帶我們一窺那個時代的高麗佛畫，以下先從年號說起。

　　高麗自王建立國後，延續弓裔使用自有年號的慣例，頒定年號為「天授」，但在王建之後，僅光宗王昭、仁宗王楷曾使用自頒年號，其他諸位高麗王則使用當時中原相應朝代的年號，初見後唐「長興」，直至明「洪武」。所以，高麗佛畫的年款，往往是您我所熟悉的年號；透過這些年號，也能幫助我們快速找到該畫作的對應年份。反之，若見到以那段時期年號落款的文物，人們也應排除單方面界定為中國文物的武斷認知。

　　高麗奉佛教為國教，後世稱高麗是佛教在韓國史上最為興盛的一段時期，佛教藝術也因此達到「黃金期」（金廷禧，2019）。根據《高麗史．卷一》記載，王建甫建國，便推行崇佛，不但於天授二年（919）「創法王、王輪等十寺於都內，兩京塔廟，肖像之廢缺者，並令修葺」，更在天授四年（921）十月「創大興寺於五冠山，迎置僧利言，師事之。」在高麗史中，人們可以看見高麗王室中的諸宗及王后們，多善修建佛教叢林，並經常啟建燈會、齋會、寫經等佛事道場，其間更有光宗整備僧政，致令高麗當時的華嚴宗、禪宗等教派宗門得以安僧和合。其中，現存所知最早的高麗佛畫藝術，便是一幅於高麗穆宗統合九年（1006）時，由千秋太后（천추태후）與外戚金致陽（김치양）共同發願，命寫經生崔成朔（최성삭）等人以紺紙金泥所寫成《大寶積經寫經》之經變圖；它更是高麗佛畫第二期的重要代表作（玆玄，2017）。到了十二世紀晚期後的武臣政權時代，雖然王室對於佛教的護持力道相對弱化，但以護國為緣起所開設的「祈福佛事」反而更加盛行。例如：在位期間頻受蒙古侵擾的高宗，毅然發願於1237年，頒令「大藏都監（대장도감）」一職，於江華都以十六年時間，再次雕成「高麗大藏經」（史稱「八萬大藏經」）³，發願以此功德，護國抵抗蒙古；而在歷代王妃之中，忠烈王寵妃淑昌院妃（숙창원비）亦曾依臨濟宗下蒙山德異、鐵山紹瓊禪師受菩薩戒（金廷禧，2019）。這些，都鮮明反映出後世所謂的高麗王室祈願文化；而鏡神社藏水月觀音圖中所題之「願主王淑妃」，便是這位受過菩薩戒的淑昌院妃。

圖二：中台世界博物館館藏水月觀音圖，是由高麗內廷畫師金祐文替朋友所畫成的一幅絹本設色作品，畫幅雖小，但仔細觀之，仍能體會到高麗佛畫細緻瑰麗的繪畫風格。

　　因應王室「祈願文化」中造寺立佛、祈福發願的需求，在高麗內廷當中有一「掖庭署（액정서）」，執掌內寮文書、傳命、門鑰等職，經過幾次的職差演變，由忠宣王開設「內班從事」一職，屬從九品官（《高麗史．卷七十七》），前述日本鏡神社藏水月觀音圖所題之內班從事金祐文，就是在掖庭署內謁司下任職的專職畫師；也因為該畫作畫幅巨大，故按題記可知，當時是由共計四到五位不同職等的人員所完成，十分不容易。據此，我們也能得知這位金祐文是一位在高麗後期進入王室內廷，為王與王妃作畫的畫師。雖然現今所存關於他的紀錄不多，但僅憑名留目前世界三大高麗水月觀音圖之證例來看，金祐文的畫工在當時的高麗，應頗具一席之地；這也正說明了館藏金祐文所畫水月觀音圖的珍貴之處。（待續）

注釋：
1.高麗元宗親元，與武人對立，於高宗薨後，曾遭權臣於1269年廢黜，改立其弟為英宗，但僅五個月的時間，元宗便在元帝勢力下，重新登基。
2.此段記載於不同研究論文或專書，有不同的斷句；也多見將「金祐文」記為「金祐」者。
3.初刻版高麗大藏經於1087年刻成，但在1232年，因蒙古兵入侵高麗，受祝融而毀。

參考書目：
1.金廷禧，2019。《王室，權力與佛畫（왕실, 관력 그리고 불화）》，首爾：世昌出版社。
2.玆玄，2017。《佛畫的秘密（불화의 비밀）》，首爾：曹溪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