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台世界博物馆副馆长、木雕分馆馆长　见排法师

　　在您我期待中，于一百一十年十月八日隆重开展的中台世界博物馆「大悲普现」特展，有一件落款至大元年的〈水月观音图〉，并记有「金佑文」名款。金佑文是一位高丽时期的宫廷画师，他的画作为何以元代纪年为年款？画作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高丽佛画

　　高丽（918-1392）是在相当于中国五代时期时，由后高句丽部将王建在推翻部族领袖弓裔后，于朝鲜半岛所建立的王朝，史称王氏高丽。就《高丽史．卷九十四》的记载，高丽大臣徐熙在回应辽代将领萧恒德关于领地继承关系时，说道：「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由此可知「高丽」名称之由来。据信，这个名称更是现今人称朝鲜半岛国家为Korea的源头。高丽立国后，尊礼宋室，多习儒礼，并接续前朝统一新罗的主要信仰，以佛教为国教。于是，高丽一朝成为韩国史上，继新罗之后另一个佛法兴盛的高峰期，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佛教艺术；其中的「佛画（불화）」便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产。

　　高丽建国，尊崇宋室，所以除了宋代理学对高丽文化带来了重要影响之外，由宋太祖赵匡胤所开创的「重文轻武」国策，也为高丽诸王吹起以文治国的风尚。然而，这样的「文治主义」在高丽朝祚到了中后期时，直接引发了一场兵变，藉以开启在高丽中后期的「武臣政权（무신정권）」。到了高丽元宗（1260-1274）时期，趁着武臣政权混乱，朝廷引蒙古兵入高丽，终结了长达百年的「武人时代」，但却也因此使高丽直接成为了蒙古的附属，致使元宗王禃成为高丽王朝最后一位使用庙号的君王 ¹。依兹玄法师所论，高丽佛画艺术可以公元1170年的「武臣政变」为分水岭，前后分出二大期；其中，前半与后半期，可再分出二期，共为四期（兹玄，2017）。按照兹玄法师的整理，公元918-949年间为第一期，此时的佛画仍承续着统一新罗与后三国时期的风格，同时受到唐、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艺术特色影响，具备高丽本体特征的佛画风格尚未建立，且可惜未有明确的文物留存至今；在公元949-1170年间的第二期，由于社稷的安定，高丽佛画开始随着当时宋室艺术中的写实风潮，发展出许多反映现实样态的表现形式，但愈到后段时期，因太过侧重「现实」，而多少出现样板化的现象。此后，于公元1170年武臣政变后，全国国政氛围从重文轻武转变为重武轻文，故在公元1171-1298的第三期年间，佛画艺术中的高丽主体文化逐渐衰退，来自南宋的艺术表现反而因为高丽朝内对前期文化的抗阻而踞于主流，进而在这一百年间，为高丽佛画带来了装饰性丰富、甚至稍嫌过度装饰化的佛画样式。最后在高丽灭亡前的第四期（1298-1392），高丽朝内受到元文化的直接影响，且当时高丽人的地位高于汉人，所以在第二、三期间因尊崇宋室，而在高丽佛画中产生的汉传佛教艺术影响，反而在这段时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限缩（兹玄，2017）。而珍藏于中台世界博物馆的高丽至大元年水月观音图，就是在高丽佛画第四期所完成的。

高丽王室祈福文化与画师

图一：日本佐贺县唐津镜神社所藏水月观音图（1310），为高丽晚期、14世纪前半期水月观音图之重要代表作之一。（金廷禧，2019，第58页）

　　在高丽佛教艺术之中，「佛画」算是流传后世的重要瑰宝，而其中的设色绢画，更堪称是高丽艺术史上的重要代表之一。根据文献记载与后世统计，高丽在其近五百年的佛画史中，现知仅存一百六十多帧设色作品，目前存于韩国境内者，仅有二十多帧；另外十余帧收藏在欧美，其余绝大部分的一百三十多帧高丽佛画，则保存在日本（兹玄，2017）。在这一百三十多帧的留日高丽佛画当中，以奈良谈山神社、京都大德寺、京都泉屋博古馆、埼玉西福寺、佐贺镜神社等地所收藏的水月观音图，为世人所重。其中，佐贺唐津镜神社所藏的一幅绢本设色水月观音图，便出现在日本著名地图测绘家伊能忠敬的专书《测量日记》中。伊能于游历各方之时，亲眼目睹了该件佛画，叹为观止，便就当时所见进行了记录。该幅水月观音图，除了是目前所知全球仅存三件身着凤凰纹细纱天衣的高丽水月观音图之一，更是同类画作中最大的一幅，画幅高度达到四米二左右。

　　虽然镜神社藏水月观音图在现存画面上，有着不小的残损部分，以致现在无法看到画作完成时所留下的题记，但在《测量日记》中，伊能先生明确记载了那段佚失的题记：「画成至大三年五月日∕愿主王淑妃∕画师内班从事金佑文∕翰画直侍诏李桂同∕林顺同∕宋连色∕员外中郎崔升等四人」²。依照这段难得的题记纪录，我们可以知道，这幅水月观音图成画于元至大三年（1310），画像愿主为「王淑妃（王之淑妃）」，主要画师有当时担任「内班从事（내반정사）」的金佑文等多人；而这短短四十六个字题记，便能带我们一窥那个时代的高丽佛画，以下先从年号说起。

　　高丽自王建立国后，延续弓裔使用自有年号的惯例，颁定年号为「天授」，但在王建之后，仅光宗王昭、仁宗王楷曾使用自颁年号，其他诸位高丽王则使用当时中原相应朝代的年号，初见后唐「长兴」，直至明「洪武」。所以，高丽佛画的年款，往往是您我所熟悉的年号；透过这些年号，也能帮助我们快速找到该画作的对应年份。反之，若见到以那段时期年号落款的文物，人们也应排除单方面界定为中国文物的武断认知。

　　高丽奉佛教为国教，后世称高丽是佛教在韩国史上最为兴盛的一段时期，佛教艺术也因此达到「黄金期」（金廷禧，2019）。根据《高丽史．卷一》记载，王建甫建国，便推行崇佛，不但于天授二年（919）「创法王、王轮等十寺于都内，两京塔庙，肖像之废缺者，并令修葺」，更在天授四年（921）十月「创大兴寺于五冠山，迎置僧利言，师事之。」在高丽史中，人们可以看见高丽王室中的诸宗及王后们，多善修建佛教丛林，并经常启建灯会、斋会、写经等佛事道场，其间更有光宗整备僧政，致令高丽当时的华严宗、禅宗等教派宗门得以安僧和合。其中，現存所知最早的高麗佛畫藝術，便是一幅於高麗穆宗統合九年（1006）時，由千秋太后（천추태후）與外戚金致陽（김치양）共同發願，命寫經生崔成朔（최성삭）等人以紺紙金泥所寫成《大寶積經寫經》之經變圖；它更是高丽佛画第二期的重要代表作（兹玄，2017）。到了十二世纪晚期后的武臣政权时代，虽然王室对于佛教的护持力道相对弱化，但以护国为缘起所开设的「祈福佛事」反而更加盛行。例如：在位期间频受蒙古侵扰的高宗，毅然发愿于1237年，颁令「大藏都监（대장도감）」一职，于江华都以十六年时间，再次雕成「高丽大藏经」（史称「八万大藏经」）³，发愿以此功德，护国抵抗蒙古；而在历代王妃之中，忠烈王宠妃淑昌院妃（숙창원비）亦曾依临济宗下蒙山德异、铁山绍琼禅师受菩萨戒（金廷禧，2019）。这些，都鲜明反映出后世所谓的高丽王室祈愿文化；而镜神社藏水月观音图中所题之「愿主王淑妃」，便是这位受过菩萨戒的淑昌院妃。

图二：中台世界博物馆馆藏水月观音图，是由高丽内廷画师金佑文替朋友所画成的一幅绢本设色作品，画幅虽小，但仔细观之，仍能体会到高丽佛画细致瑰丽的绘画风格。

　　因应王室「祈愿文化」中造寺立佛、祈福发愿的需求，在高丽内廷当中有一「掖庭署（액정서）」，执掌内寮文书、传命、门钥等职，经过几次的职差演变，由忠宣王开设「内班从事」一职，属从九品官（《高丽史．卷七十七》），前述日本镜神社藏水月观音图所题之内班从事金佑文，就是在掖庭署内谒司下任职的专职画师；也因为该画作画幅巨大，故按题记可知，当时是由共计四到五位不同职等的人员所完成，十分不容易。据此，我们也能得知这位金佑文是一位在高丽后期进入王室内廷，为王与王妃作画的画师。虽然现今所存关于他的纪录不多，但仅凭名留目前世界三大高丽水月观音图之证例来看，金佑文的画工在当时的高丽，应颇具一席之地；这也正说明了馆藏金佑文所画水月观音图的珍贵之处。（待续）

注释：
1.高丽元宗亲元，与武人对立，于高宗薨后，曾遭权臣于1269年废黜，改立其弟为英宗，但仅五个月的时间，元宗便在元帝势力下，重新登基。
2.此段记载于不同研究论文或专书，有不同的断句；也多见将「金佑文」记为「金佑」者。
3.初刻版高丽大藏经于1087年刻成，但在1232年，因蒙古兵入侵高丽，受祝融而毁。

参考书目：
1.金廷禧，2019。《王室，权力与佛画（왕실, 관력 그리고 불화）》，首尔：世昌出版社。
2.兹玄，2017。《佛画的秘密（불화의 비밀）》，首尔：曹溪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