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碑的題記與銘文
文/中台世界博物館副館長、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法國巴黎第一大學造形藝術博士 見迅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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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隋代楊元賢造佛碑像(碑陽圖) |
佛教造像碑上層為佛龕,下方刻有文字;或於正面造像,而題字在碑陰及碑側;或於碑陰及下方刻有供養人像,每一像旁有題名。隨造像碑造型的不同,題記的位置亦隨之變化。
題刻在佛教造像上的文字資料,稱為「造像題記」或「造像記」,其結構大多涉及造像時間、造像者、造像動機和發願對象等。造像紀年、像主地緣、誓願回向,這些文字紀錄都是研究當時佛教藝術相當珍貴的石刻史料。
銘文,是一種刻於金石器物以歌頌功德的文字題記,通常文句精鍊,妙語珠璣,蘊藏哲理。其文體多為文言文,通常由四字或六字組成,記、銘、頌為其主要文體形式,宗教情感、宗教體悟、讚揚祝願為其基本意義。
清代王昶《金石萃編》在「北朝造像諸碑總論」中論述:「造像或稱一區(原註:或作,或作軀),或稱一堪,其後乃稱一鋪。造像必有記(原註:記後或有銘頌),記後題名。」
造像年款的歷史見證
題記上的年款涉及造像的時空背景、歷代的傳承供養,甚至修護的歷史見證。如中台山博物館館藏楊元賢造佛碑像,正面碑陽有「唯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朔四月一日癸卯朔一日癸卯」之紀年,碑側又有「維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閏四月辛巳朔八日」另一年款,此二年款是此碑歷經隋、唐兩朝供奉之歷史見證。
館藏東魏武定二年楊元惠造千佛碑像,造像題記上有二年款,一是大魏武定二年邑主楊元惠等發願造石千像一區之紀年,一是大明嘉靖十四年重修之年款。足證此千佛碑像經歷代傳承,在代代供養人的真心守護及修復下得以保存下來。由此可知,佛教文物即是歷史的最佳見證。
造像者與地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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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元賢造佛碑像
碑陽銘文拓片(局部圖)
──隋代年款 |
楊元賢造佛碑像
碑側銘文拓片
(局部圖)
──唐代年款 |
王昶的《金石萃編》彙錄有造像者的各種名稱:「凡造像之人,自稱曰佛弟子、正信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優婆塞、優婆夷。凡出資造像者,曰像主、副像主、東西南北四面像主……邑中助緣者曰邑主、大都邑主、都邑主、東西面邑主、邑子、邑師、邑正、左右葙邑正、邑老……其寺職之稱曰和上(和尚)、比丘、比丘尼……」,名目之繁,不復贅論。造像題名上的供養人,包括有官吏、僧眾、平民,尤其有眾多女性身份。從供養人的籍貫、身份、名銜、官職等記載,或可找出造像的來處地區。
如館藏隋代楊元賢造佛碑像,正面碑陽銘文記載:「吉昌縣前主簿楊元賢。弟縣錄事里兒。弟前里長默兒。……言合兄弟三人等造石象一區」,得知造像主楊元賢曾任吉昌縣主簿,即主官屬下掌管文書的佐吏,其弟是縣錄事,是掌管文書的屬員。「吉昌縣」,今山西省臨汾市吉縣,故此造像碑可能來自山西省西南地區。
發願文與功德回向
造像題記中「上為皇帝 陛下,下為七世父母」之發願文基本模式,體現佛教與儒家倫理思想的忠孝精神與傳統禮教結合,傳達出佛教在中土進一步中國化和世俗化,具有民間性和大眾性。
家庭的幸福與家人的安康,是發願文的核心,反映了造像祈福禳災之民間信仰。戰亂的魏晉南北朝,造像祈福成為人們的心靈寄託,希望藉由造像功德,早登極樂世界。隋唐時代,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對精神生活的需求提升,人們嚮往著佛教淨土。在造像題記中為亡親、父母及家人祈福,表達對於世俗生活的美好期待,亦是孝道精神的展現;為皇帝造像祈福,更是忠德思想的反映。
如館藏西魏大統十二年比丘道纂造佛碑像的發願文:「仰為皇帝 陛下,國祚永隆,百遼遷□,中為曠劫□宗,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緣眷屬,常生淨土,龍華三會,願登初首,生生世世,值佛聞法,下及法界眾生,地獄餓鬼,一切有形,斯沾福故也,刊石勒銘,記功於後,傳示英哲,云尒。」
館藏隋代楊元賢造佛碑像碑陽銘文:「割減家資敬造石象一區,上為皇帝 陛下,下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緣眷屬,合家大小,邊地眾生,俱登正覺。」碑側亦有為皇帝表功彰德之銘文:「□等六人,上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下及七世先亡,見存家口,莊嚴故像一區。」開元聖文神武皇帝是唐玄宗之尊號,顯示此碑從隋至唐,皆有供養。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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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唐代王仁表造佛碑像
碑陰及碑側《心經》拓片圖 |
佛教雕刻與書法的結合,是造像題記的另一藝術價值,如館藏唐垂拱元年王仁表為其亡女所造之佛碑像,碑陰及碑側刻有當時玄奘法師所譯之《心經》,為一件優秀的碑像書法精品。
造像題記,是雕刻在石刻造像上,用來表達和記錄思想的文字,牽涉到金石學的研究。清代葉昌熾《語石》卷三:「古文奇字,讀者不能盡通,此釋文所由昉也。然不必盡刻于石。」又言:「今字讀古字謂之釋,以此國之文讀彼國之文謂之譯,其實一也。」銘文拓片將造像題記和線刻圖像忠實捶拓出來,可對銘文內容、文學書體、書法風格、歷史資料等加以判讀研究。有關造像時代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亦可從銘文得到許多第一手的研究資料,所以佛教造像碑上的題記與銘文具有獨特的歷史文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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