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見諶法師　

　　佛教藝術是伴隨著佛教的傳播而興盛，從中亞絲綢之路開闢以來，貿易與政治軍事的交通頻繁，無形中也促成了東西文化的交融。據《後漢書•西域傳》所記：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時在東漢永平年中，當時的楚王英盛齋戒之祀，尚浮圖之仁祠，可見楚王已信奉佛教。此記載透露出佛教已經傳入中國的時間要比明帝夜夢金人早得多。中國與西域的關係早在西漢時就為了征伐匈奴而大開通往西域各國的大門，據說張騫出使西域後，便有人將金人(佛像)帶回中國。其後班超、班勇、甘英等人數通西域歷安息、大秦，各國方物，逕至漢廷。到明帝遣郎中蔡愔、秦景等人至天竺求佛法，途經大月氏遇迦葉摩騰與竺法蘭，迎回中土駐錫白馬寺，譯成中土第一部佛經《四十二章經》，時間已歷近三百年。

　　大月氏原為月氏的一支，月氏為匈奴所滅後遷於大夏(今中亞一帶)，最初中亞北部犍陀羅一帶，西元前三世紀馬其頓帝國佔有其地，希臘後裔的巴克特里亞總督起兵反叛建立巴克特里亞，即《漢書》所稱的大夏。大夏諸王均推行希臘化政策，使這一地區深受希臘文化影響，希臘人雕刻諸神的傳統也引入中亞犍陀羅地區。

　　由於佛教自佛陀涅槃後教義廣被中亞與印度，佛陀在世時曾禁止任何形像的偶像崇拜，當時的佛教徒為了思念釋迦牟尼佛，只用隱喻的法輪、足印及菩提樹來代表佛陀說法、住世與成道，我們看到早期印度山崎大塔 (Sanchi) ，西元前一世紀)石欄塔門上的浮雕，和巴爾胡特塔 (Bharhut) 的石欄板上，刻劃著無數的佛教本生故事，人物眾多，題材豐富，但都沒有直接出現佛陀形像。由於希臘人對神的觀念不同，他們認為人神同形同性，希臘神話中天國的英雄女神和人世的形像是一致的，在此觀念下工匠塑造神的形像，在當地的文化與宗教信仰下，自然地與佛教的精神相交融，產生了最早的佛教藝術──犍陀羅藝術，將佛陀塑造成希臘化風格的藝術特徵，從目前遺存的犍陀羅造像來看，一方面是對於佛教信仰形像的具體化，一方面是當時的藝術工匠對於雕刻傳統與佛教教義的融合。

　　當時的中亞各國兼併激烈，月氏遷於大夏後原有四姓，分為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等五部翕侯，後來貴霜翕侯丘就郤攻滅四姓，自立為王，號為貴霜，侵安息，取高附，又滅濮達、罽賓，國勢富強。後來的迦膩色迦王又復滅天竺，版圖涵蓋今天的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印度中北部，由於迦膩色迦王崇奉佛教，舉行了第四次佛典集結，大乘佛教首先在此興起，犍陀羅成為西北印度的佛教中心。佛教藝術在當時的犍陀羅地區與印度北部的秣兔羅等地大興，成為佛教藝術史上的重要時期。中國史書稱為大月氏，也即是中亞史上的貴霜王朝。今天古犍陀羅地區的白夏瓦博物館收藏擁有佛教早期最珍貴的藝術品。

　　范曄在其《後漢書•西域傳》中論說：「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聖靈之所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跡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耶？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由於佛教教義的慈悲平等、蠲敝崇善、好仁惡殺，所以絲路中印度僧侶紛紛東來，中土之士也慕道往還。據《魏書•釋老志》《高僧傳》《大唐西域記》《開元釋教錄》所說，此時東來中土的印度僧侶有名可考的就有二十五人，十六國時後秦天竺鳩摩羅什大力整理由印度傳來的舊譯佛經，東晉的法顯由陸路經天竺、和闐到達印度，歷經十五年再由斯里蘭卡經蘇門答臘回到中國。南北朝時來華譯經傳法的高僧，史不絕書。

　　隨著佛教東來普遍傳播，作為弘法所需的藝術形像更是興盛起來。一九八○年在江蘇連雲孔望山發現了東漢的石刻，其中有幾尊頭有頂光的造像，頂有肉髻，著通肩袈裟，這些造像特徵與印度貴霜王朝的犍陀羅佛像相符，後來在四川樂山麻浩一號崖墓和柿子灣崖墓門額上方，發現佛跏趺坐像，身著厚重袈裟，衣紋流暢，風格顯然受犍陀羅影響。彭山崖墓出土的搖錢樹陶座，也發現一佛二比丘三尊造像，仍存有犍陀羅造像餘韻。山東沂南漢墓線刻的結跏趺於蓮花座有圓形頭光的佛像，此種坐姿成為後來佛教造像的標準樣式。《三國志•吳劉繇傳》記載當時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彩。垂鋼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這是史上最早造像建寺記載。

　　雖然這些造像源自於印度的風格，雙頰豐潤，五官娟秀，在藝術的表現上已不同於原始犍陀羅。其造形薄衣貼體，褶紋平行稠密，風格近於優美纖巧。這種風格很快為中國的彫塑工匠所吸收融化，努力於將印度佛教圖像和漢民族的藝術結合起來，所謂「自泥洹以來，久逾千祀，西方製像，流式中夏，雖依金鎔鑄，各務彷彿，名工奇匠，精心展力。」(《法苑珠林•敬佛》)說明在佛教的流傳過程中，佛教藝術在中國匠師的創作中，展現傳統的審美觀與虔誠的宗教情操。

　　至南北朝時造像立寺的規模已相當盛大而輝煌。如道安在襄陽檀溪寺造丈六釋迦像，竺道鄰在山陰昌源寺造無量壽像，著名的彫塑家戴逵和其子戴顒在山陰靈寶寺造彌勒及夾侍二菩薩木像，南朝時宋武帝造無量壽金像，明帝造丈六金像，梁武帝在光宅、愛敬、同泰等寺大造丈六彌陀金像。北朝造像更是大規模開鑿石窟，含蓋黃河兩岸西北高原，分布於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上，且高大壯闊，皇皇巨制，氣魄之大，已然超越了印度開窟造像的規模。

　　雖然在考古中發現的東漢末這些類似佛像的造形，摶形稚拙，塑形意義不甚明顯，往往與神仙道教形像混置在一起。如江蘇連雲孔望山的石刻，彫刻題材複雜，其中含有神話傳說、佛教、道家等內容。佛像衣著和畫像石上的人物相似，韻致接近於徐州魯南一帶畫像石風格，且與神仙道教人物一起呈現。

　　目前收藏於南京博物院，1942年四川彭山出土的搖錢樹陶座上的佛像，下部雙龍銜璧，上端有一坐佛，高肉髻，著通肩袈裟，左右各一脅侍，為典型的佛教造像形式。搖錢樹在中國是一種神話樹，一般是由樹和座所組成，樹為銅質，座多陶質，大都鑄以西王母、東王公、四靈、飛仙羽人等題材，在漢末神仙方術流行的年代，充份說明當時人渴求長生不老，羽化成仙的幻想意識。搖錢樹多數發現出土於四川境內，綿陽何家山出土的東漢晚期一號墓中，有一株銅鑄搖錢樹，樹幹上下有佛像五尊，每尊高6.5公分，頭後方有圓形頂光，上唇有髭，身著通肩大衣，結跏趺右手施無畏印。

　　佛教在初傳至中國時，佛法教義尚未弘開，雖然西方高僧接踵而來，但畢竟人數不多，對於中下階層的人士來說，「佛」，畢竟是一含義模糊的名詞。所以把佛與諸神並列是很自然的趨向，人們用面對諸仙神靈的態度去崇敬衪，用同樣的審美趣味來塑造衪，將佛的形像用來裝飾墓室、明器或人們的日常器皿，佛教藝術便是在這樣的風氣下慢慢的浸入中原民眾的生活。沂南畫像石墓中的八角柱的線雕，圓光人像位於柱身的南面和北面上端，相對位置則分別刻著華蓋高舉的東王公西王母。而四川麻濠漢墓額樑上的佛像的位置，在一般的墓室往往是刻著神仙與青龍白虎等四靈獸的位置。而彭山出土的搖錢樹，則由佛的形像代替了西王母。這些現象顯示出印度佛教美術，隨著佛教的傳播，和中華本土造形藝術相互融合的過程。

　　1956年在湖北武昌蓮溪寺校尉彭盧墓中，發現了一件鑄有佛像的金銅帶飾，據考定其制作應是在三國孫吳永安年間(258-263BC)，此件金銅器中刻一佛像，頭有高髻，圓形頭光，裸上身天衣衱巾由頸繞過肘部向兩側飄起，下著長裙，赤足立於蓮座上兩側各有一仰蓮。同時在南京趙士岡出土三國吳鳳凰三年的穀倉罐也出現以佛為主的貼塑。考古與文獻資料顯示，三國時孫吳佛教的弘揚最為突出，從江蘇、湖北及南京的出土文物都是在當時的吳地，這可能是與沙門康僧會攜經像來吳地行道有關。

　　這些考古與記載，中國早期的佛教造像，形像意義雖不明顯，但是造像的美術特徵郤很清晰，大都符合印度佛教造像的樣式，衪們都有圓形頭光，高肉髻，肩披袈裟或裸裎上身，這些現象說明當時在製作這形像的時候，作者忠實地表現印度所傳來的基本造形規範，有意識地將佛的特徵，明顯的區別於本土的神仙造形，以表其信仰上的差異。

　　但是我們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這些造像特徵在相貌、身形姿態上又不同於印度佛像的既成模式，反而向中國的神仙造形中「人化」的樸素造形轉變。以審美功能來說，這些考古文物與文獻記載體現了外來宗教觀念的影響，也改變了中土對神道設教的傳統。從普遍在意義上來看，初期佛教造形是與中國的神仙夾雜在一起的裝飾圖騰，並沒有把佛本身當作獨立供奉的崇敬對象。在中土承襲了漢代重「紋」的裝飾性審美風尚，從而可知，佛像題材的表現採用任何各種可能的展現方式，化入墓室的雕刻、金銅的帶飾、陶瓷上的貼塑、石壁上的線刻及門樑上的圖像，與人的生活與生命結合在一起。

　　從漢末到南北朝，中國長期處於戰亂，門閥世族勢力擴張，外族不斷入侵，貧富兩極分化，生命朝不保夕。儒術中建立政治社會倫理秩序已不能治世，各階層都寄望於宗教與靈魂超脫，誠然佛教傳入於中國一個最紊亂的時代，中國人領略到一種對生與死，人性和宇宙萬物概念全然不同的理解方式。佛教傳入中國時，大乘教義正處於發展之中，中國人同時接受大乘與小乘教義，魏晉時中國上層社會開始信奉佛教，佛學教義在世族豪門中廣為流傳，士大夫間與高僧間的玄學論辯不斷地往還，無形中也促使佛教學說的散播。北方的外族統治者也欣賞佛教，如佛圖澄在後趙的弘傳，也使這些北方的君主相信佛教比薩滿教來得高明，而佛教的平等觀，不像儒學那樣嚴防夷狄之分，就北方民族來說，這無異是讓自己與中原民族站在同等的地位，為建立一個民族融合的統一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

　　因此在這樣的風氣下，佛教在中國達到發展的條件，長江南北伽藍迭起，浮圖競立，石窟大舉開鑿。以美術史來看，寺院一起，伴隨著造像塗壁的美術活動，現存於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一尊十六國時期的鎏金銅佛像，造形上還維持印度犍陀羅造像的風格，頭作高髻，上唇留八字鬍，眉間有白毫，臉似中亞人，著通肩斜向袈裟，衣褶線條均衡流暢，稜痕明顯，具有強烈的印度式造像風格。最重要的是肩上有火焰紋，這種「焰肩式」只有在中亞阿富汗有出土過類似的造形數例。十六國時期的佛造像，雖然接受西來影響，但已作造形上的改變，儘管大體上不甚明顯，郤流露出漢化的徵兆。佛像也已然作為獨立的造像來看待，現存後趙石虎建武四年的金銅佛像，是目前現存最早有紀年的圓彫佛像，標示著單體佛像彫塑已普遍出現，此尊髮髻高聳，刻劃精細，額際寬平，仍具犍陀羅造像特徵，但臉部已不再是深目高鼻，而是以典形的中國人面容出現，嘴角上揚，笑容可掬，衣著在胸前呈U形平行稜線，展現出佛像藝術由西向東傳，中土藝術家不斷演進和追求漢化的典型實例。

　　而石窟的鑿建也相繼立於此時，以敦煌莫高窟來說，西晉時竺法護號為「敦煌菩薩」，北涼時印度高僧曇無讖曾定居敦煌譯經，當時敦煌「材塢相屬，多有塔寺」，佛教興起，石窟寺相繼而生，據《莫高窟記》所說：「在州東南二十里三危山上，(後)秦建元中，有沙門樂樽，杖錫游至此，遙禮其山，見金光如千佛之狀，遂架空鐫巖，大造龕像。次有法良禪師東來，多諸神異，復於樽師龕側又造一龕。伽藍之建，肇於二僧。」可見敦煌莫高窟自後秦始建，現存早期的塑像多屬於五世紀之間，第268、272、275等窟，考定為西涼末至北涼之間所塑，以275窟來說是一個縱長方的盝形頂窟，西壁前塑大型交腳彌勒造像，交腳彌勒係為我國南北朝時期佛教像中獨特的造像形式，交腳的樣式與北方民族的坐式禮儀有關，頭戴三珠寶冠，項飾瓔珞，下著羊腸裙，居於七寶臺內摩尼殿上，坐獅子座，造形沉靜、挺拔，嚴肅雄強，展現出寬宏安定的北方民族的氣質。與此同時有天水麥積山與永靖炳靈寺石窟，可惜這些早期造像大部份皆已殘存，但仍可見出佛教造像的漢化過程。佛教造像完全屬於漢化的造形，要等待拓跋氏統一北方大規模的漢化政策，以及南朝的士大夫形「秀骨清相」的佛教造像。

　　雖然說，佛像雕刻其造形是外來的，是希臘化和印度本土藝術結合的藝術造形，最初的創造者是希臘化的雕塑家，儘管如此，佛教美術的中國式融合是使這一藝術成為真正獨立的最大作用。中國的雕塑傳統由來已久，藝術成就主要表現於俑像、陵墓彫刻及佛教造像。我們從漢代的陵墓石獸，墓室的線彫及陶俑，秦代舉世聞名的始皇陵兵馬俑，大量的立體造形。如此博大精湛的技藝傳統，當佛教藝術傳入中國，這些高鼻深目，薄衣貼體的西方佛教藝術造形，便被中國這個藝術的融爐所吸收、融合，重新詮釋、創造，成為一種中國化的造形藝術。